主持采访 | 黄值众 访谈整理 | 何凯晶
说明：本文记录草稿主持人（简称“草”），以及受访者婆罗洲美学实验室 Borneo Art Collective (简称 B-Lab) 创办人Wendy Teo 张文婷（简称“张”）的访谈内容。
疫情严重打击了很多行业，建筑业也不另外，是否唯有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更多的技能，才能避免被淘汰，从容地应付职场至社会环境带来的改变呢？
单一职业不再是唯一选择，复业时代已经来临。工业时代需要是拥有专精技能和愿意早九晚五的人才，后疫情时代需要的是跨领域和专长的π型人才。许多大学生也面对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，建筑公司也传来裁员的消息。
我们希望从多元身份与协作模式的角度去切入，探究新的可能性，我们正在与疫情共生，让自己具备韧性思维或许是最好应对未知的方式。
张文婷 Wendy Teo， 英国皇家建筑师， 策展人、研究员和导师。曾在台湾逢甲大学和伦敦UCL分别完成建筑学士和硕士学位，2011年毕业后入职世界十大 建筑事务所 Foster & Partners。2017年回来马来西亚并创立了婆罗洲美学实验室 （Borneo Art Collective)；2019年成立 Think & Tink（由旧超市改造的新文艺中心)，致力于推广在地文化特色的美学实践。
多元身份团队中的角色与协作模式
草：首先想请 Wendy 为我们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，一般在国外受教育的人都会选择留在外国发展事业，但你却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（马来西亚古晋）发展，当初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你回到这片土地？
张：就很简单，因为这里是我的家（笑）
对于我来说，在哪一个地点做事情其实没有太大差别。回来（马来西亚）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毕竟这已经不是“你在一个地方，就会被地方锁死”的年代，有很多人已经是digital native（数字原住民），不是digital nomad（数字游民），不需要被90年代或者千年以来的nostalgic （乡愁）去局限自己发展的可能性。在这个时代，可以为自己想要呆的地方，想要一起相处的人，做点有趣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。
草：创业者身上需要不同的特质与技能，你也在做着一系列实验性和有趣的项目。以你过去的经验，你觉得新创者身上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？
张：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，我觉得新创者最重要的特质是——聆听。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很强烈自我意识的训练下，更容易变得先入为主，很快就进行判断：哪个重要或者不重要，但有时候自己关注的，未必是社会关注的。现实中的市场可能十年或者一年就会经历新陈代谢，产业替换。然而建筑过去一直被当作专业领域的范畴，因此这个产业经历的的变化不大，我们长期在这样看似安全的、自己的圈子里，容易失去对外界的聆听能力。聆听很重要，聆听建筑专业以外的事情，同时也要聆听其他族群，我说的族群不是单指种族，还有不同年代辈分的族群。因为我们的社会讨论经常聚焦活跃于社交媒体的一代，所谓年轻群体，但我们也应该去关注和聆听这整个生态里面不同的年龄分层。或者在某些议题上只听我们想听的，其实我们也会因此渐渐丧失聆听的能力，失去聆听能力就等于失去合作能力。别说是建筑师，就算是身为一个人，有时候看到自己不熟悉的事物，很容易陷入“这不关我的事”的想法，其实你相等于是间接排斥跟他人交互的机会。不要害怕与人合作，同时尝试学会找到双方的common ground（共同点），去思考你们的合作更深入的意义是什么。
草：那我很好奇一整个想法的诞生到落成，你会先在脑海有个清晰的想法“我想要做这件事情”再去和别人沟通，还是在反复沟通中渐渐促成这件事？
张：我觉得沟通双向讨论很重要，否则就失去合作的意义了。在沟通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气场比较强，或比较弱，人在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状态，我们合作的对象毕竟还是人啊（还没进入到全AI时代），人和人之间会产生不同碰撞，对方有时候可能是贡献方，有时候是灵感提供方，而正好就因为有这些化学作用，所以才需要积极沟通不停地调整。
跨界早已是常态
草：你是如何有这个和不同圈子合作的想法，因为一般我们建筑师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是什么启发了你？
张：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个未来事情，或者是只有少数人在做这件事，跨领域合作已经是设计界常态。也许还在相对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群体，不只是建筑人，设计人也好，作家也好，各领域的创作人也好，不见得能够马上去接纳这种形式。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就是常态。我不觉得这是在比较好坏或对错的层面去谈这件事，反而视之为理所当然，因为在你学习的专业里，总会有一些这个专业架构所没办法表达或回答的部分，自然就会主动reach out(触达），去连接不同的工具（和人）去做成这件事。尽管建筑教育的养分对我而言很重要，但我不会觉得这是只属于建筑视角，多元化本来就是每个产业会触及的，即便你念完了建筑系，考到了执照，走完了建筑师的体系，那只是你的这个专业知识给你提供的foundation（基础）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才去谈怎么去跟其他人合作，怎么一起把事情做好。
草：那据我所知，你除了做建筑，还有出书，办活动，最近还开了咖啡馆。我先默认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建筑，管理F&B和组织活动不是我们最擅长的。但是你一开始就跨出去不同领域，对比单单只是做建筑，有没有什么过程中的火花可以分享吗？
张：我以最近的一个人类学项目Big Trip 为例，这是一个关注世界各地的 ancestral wisdom (祖先的智慧) 或 rooted practice （长年累月形塑的习性或习俗）。我们怎么透过一系列访问去触达世界各地的族群部落，并以录音播客的形式记录。我觉得这个项目是 Borneo Art Collective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，我们2017年有个项目Pan Borneo Road Trip，当时的团队有影像制作、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等，我们去婆罗洲各地实地采访60多位不同的本地人，并集结成15个影片。然而这次由于疫情关系，转为线上采访并整理成播客，于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聆听，专注于“听”的感官，倾听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。我自己从中最大的体会是，有时候产生深刻影响的项目，并不是社交媒体上所看到博眼球或占据大篇幅的快资讯，而真的是怎么通过聆听，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，也正在消失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又会给我们什么启发。
比如通过这次项目，我们发现西马其实有9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群；还有其他像闪迈人和特米亚尔人 ( Semai & Termiar ) 他们称自己为梦人，因为对他们而言做梦这件事很重要，梦不但是他们和祖先沟通的方式，也是与其他族群产生连接的平台。即便大家身处不同地方，即便不依靠电子设备，大家也可以通过梦，有默契地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个地点。因此对他们来说，如何让拥有高品质的梦和睡眠这件事是最重要的，很大程度也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系。所以当他们被驱逐，也相等于失去了赋予他们优质生活的生态条件。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提醒，我们有时自己也忘记了睡眠很重要，睡着的时候应该和醒着的时候同样重要。明明身心灵是最基本的事，而我们往往追求高大上、摸不着边际的讨论，这让我们失去了真正探究问题核心的能力，也失去了作为人怎么去和另一个人寻找共同点的共感能力。
这个项目的团队成员也是来自世界各地，平面设计师来自英国，文案编辑和项目经理均来自马来西亚，另一名共同策划人在台湾，声音编辑与工程师来自澳洲，也促成了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项目。我们同时也连接了当地婆罗洲，泰国，不丹，拉丁美洲等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参与讨论。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型的项目，也愿意投入更多时间（大概3年），虽然我们从纽约申请到的资助只能维持1年，但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意义远大于此，它能成为一个种子去联动更多事情，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层面的启发。
草：当初这个点子是一个人开始，还是大家一起沟通产生这个想法？
张：最初是我和台湾的伙伴玮翎去申请资助，她是来自一个叫 洄廊 The Corridor 的团队，长期关注身心探究，环境意识等议题。但我会觉得，没有所谓建筑英雄主义的“噢谁先想到这个点子的”。这个项目的形成，就是我们两方本来长期都在共同研究的事情，成熟了就形成这样的契机。而研究型项目是过程性的，会随着和不同的团队讨论让项目有更多深度和广度，怎么让这件事越做越有意义才是更重要的，反而没人在意谁是这个想法的第一ownership(拥有权)。